3月30日，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(FLA)报告称，苹果供应商富士康有违反劳工权利行为。

　　就在同一时间，另一份名为《富士康，你改过自新了吗?———2012年度“两岸三地”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》的报告(以下简称《调研报告》)也正式对外公布。

　　发布《调研报告》的富士康调研组由北京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台湾大学等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一百多名师生组成。此前，他们已于2010年10月、2011年5月两次发布富士康调研报告。

　　据调研组成员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李长江介绍，此次《调研报告》一方面是对富士康整体情况的继续跟踪和调查，另一方面也是对FLA报告的一个回应。

　　调研组强调，在FLA报告中，富士康扩张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或忽略。其中，行政权力和资本结盟、学生工被大量使用以及苹果垄断超额利润才是问题关键所在。

　　行政命令补贴保证招工

　　调研组发现，随着富士康工厂内迁，地方政府为争取富士康到本地落户，不惜滥用公共资源，在税收、土地征用、厂房建设等方面对富士康慷慨补贴，甚至把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作为“政治任务”。

　　李长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巨额投资、GDP增长和就业规模，而在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下，地方政府目前这种“亲资本”的政策导向也就顺理成章。

　　《调研报告》称，在河南，省政府将富士康用工需求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各级政府，并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。其中，仅用于职业介绍机构和就业人员的补贴就高达1600万元。

　　在河南省内黄县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频道，法治周末记者找到一份《关于做好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，在《通知》中，该县提出要将“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”。

　　该县还成立了“内黄县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员工工作协调小组”，常务副县长亲自任组长，其组成人员涵盖了人社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交通局等十余个政府部门。

　　《通知》中，还要求当地政府部门在招聘、培训等方面提供“一条龙服务”。《通知》还明确了职业介绍、生活、路费、体检四类补贴，其中前两项直接由地方财政部门拨付。

　　法治周末记者按《通知》所附小组成员名单拨通了时任小组办公室主任、内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王洪才的电话。王洪才在电话中首先对自己当时的身份进行了否认，并在随后对记者表示当时的招聘工作进行的“还可以”，并表示“我们只是发动宣传，促进就业、扩大就业是我们工作职能”，而其他内容“没法回答”。

　　时任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内黄县教体局工会主席杜振平则以“现在有事”为由拒绝了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。

　　河南省的做法并非特例。有媒体报道称，四川省从去年8月份就开始在全省之内，由地方政府出面为富士康成都项目招工。

　　“富士康是四川的一号招商引资工程，省里相当重视。帮助它完成招工已经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到各地方。从省到市州再到乡镇村一级，招工指标层层分解，要求落实要人头上来完成。”四川德阳市的一位劳动就业保障部门的人士曾对记者表示。

　　该人士还表示，由政府出面，在全省范围内为一家企业解决用工问题，此前四川从未出现过。

　　四川宜宾李场镇经发办主任陆祥德则表示，镇里还专门成立了富士康集团群康科技人力资源招募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镇长亲自牵头挂帅，“去年年底，有的乡镇没完成任务被扣分，取消其评选先进资格”。

　　职业学校“卖”学生工

　　由于学生工数量大、易管理、年轻化、易招募，他们已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。

　　“之所以选择职业学校，是因为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，更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，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。”李长江说。

　　《调研报告》认为，对于职业学校来说，一方面通过输送学生工获得不菲财政补贴和奖励，同时也完成就业指标。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，他们基本上必须服从安排，因为他们是以“实习”之名被送进厂的。

　　来自四川省宜宾市的杨梅曾被招募进成都富士康南厂区做学生工。杨梅就读于南溪县职业中学，电子商贸管理专业，当时她17岁，在读职校二年级。

　　据调查组成员小许回忆，2011年2月15日，有四十多名学生工同时进厂，都来自南溪市职业中学，其中就包括杨梅。

　　“老师说富士康很好，当时很心动，又想赚钱”，杨梅说，“入厂之后才知道被老师骗了，老师很垃圾”。

　　杨梅属于金加五部全检岗位，检查产品外壳保护膜的颜色。

　　由于产品的外壳在加工的过程使用胶水、化学药品，对皮肤有很强腐蚀性，和杨梅同时进厂的3个同学都先后出现过皮肤过敏的症状。

　　杨梅所在生产线的线长是男的，在车间，她曾多次被性骚扰。“一些工厂男工当众抱我，我很反感。我向老大投诉，他说不管这些，只管工作。”

　　进厂不到一个月后，杨梅实在忍受不了，没跟老师沟通，自己单方面终止了实习。

　　法治周末记者曾联系杨梅所在的南溪县职业中学，该学校就业实习处一名男老师称，该学校没有学生去富士康实习，随即挂断电话。

　　像杨梅这样的学生工在富士康比比皆是。小许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富士康的很多岗位没有技术含量，很多学生工向他们抱怨：“说是实习，实际上就是做普工。”

　　《调查报告》指出，由于学生工同工不同酬，为富士康节省了大量的用工成本，目前，学生工已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。

　　调查数据显示，在富士康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，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.2%，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%。

　　调查还发现，从2011年起，富士康开始在学生工实习期间就与其签订劳动合同，试图将违规使用学生工的行为合法化。

　　“在政府的推动下，职业学校沦为富士康的劳动中介机构，”李长江对法治周末记者感叹，“很多学生被招进学校后，还没有开始上课就被直接送到富士康做工，职业技能的提升根本无从谈起。”

　　利益扒掉劳动者尊严

　　《调查报告》称，虽然自2010年以来，富士康已先后三次宣布上调员工基本工资，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。

　　根据2010年至2012年间跟进调查发现，富士康在实际操作中为加薪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门坎，采取设定超长试用和考核期、克扣加班费、削减福利补贴等方式来规避承诺、降低成本。

　　《调查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2年1月，大部分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基本工资仍然只有1550元，与富士康当初85%一线员工基本薪资调至2000元的承诺仍然相去甚远，只是略高出该年深圳市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(1500元)。

　　而在宣布提升基本工资的同时，富士康取消了原来的伙食等补贴，计算为基本工资，工人实习收入增长非常有限，这却常被外界宣传忽略。

　　此外，基本工资的上涨使得加班费的计算基准上调，为降低用工成本，富士康宣布将管控加班。调查组在深圳厂区的调查显示，对于加班减少不少工人持反对态度，因为仅仅基本工资在扣除食宿、社保、公积金之后已经所剩无几，难以维系生活。

　　《调查报告》还重点强调了富士康畸形的管理制度，并指出这种制度背后，是富士康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，而这种模式之下的工人，不仅工作的意义被掏空，工人基本的尊严也被肆意践踏。

　　富士康在工伤通报问题上也存在严重问题。调研组称，由于工伤事故发生率会被列入各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中，因此，为了避免受罚管理人员往往会故意瞒报，自己凑医疗费。

　　《调研报告》特别强调，作为全球品牌巨头和富士康的主要客户，苹果公司攫取了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的利润。而如果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，中国工人长时间、高强度、低报酬的艰难处境将难有根本的改变。

　　此前，有针对iPhone和iPad全球利益分配的研究表明，苹果公司分别拿走了其中58.5%和30%的利润，而数十万的中国工人仅仅分享到了其中的1.8%和2%。

　　FLA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工人的矛盾态度：一方面超时加班严重违法，另一方面工人却又担心加班减少导致收入锐减。

　　“这种矛盾背后的事实是：中国工人有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加班费，这也就意味着在法定的‘五天八小时’工作时间内，他们的劳动所得将无法维持个体的基本生存……要么牺牲休息、家庭和健康超时加班赚取到勉强养家糊口的收入，要么减少加班却不得不为生计担忧。”调查组在回应中表示。

　　“因此，我们欢迎苹果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供应商展开调查，但我们更加期待苹果公司能够放弃自己部分的超额利润，唯有如此，中国的工人才能有根本的改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