ＤＮＡ分析应用于法医学鉴定是近十几年的事。１９８４年，英国遗传学家亚力克·杰弗里发明了ＤＮＡ鉴定技术，并于次年成功解决了一起移民争端案件，由此开创了“法医ＤＮＡ分析”的时代。目前世界上有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ＤＮＡ分析技术，解决刑事、民事案件。 

　　但如今，被视为“铁证”的ＤＮＡ，也变得不可靠了。据美联社８月２０日报道，以色列科学家日前表示，ＤＮＡ也可以伪造，而且方法并不难，“就连生物系大学生都办得到”。 

　　两种方法制造“假ＤＮＡ” 

　　近日，以色列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《国际司法鉴定学杂志：遗传学》网站上发表论文指出，伪造ＤＮＡ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“偷梁换柱”，另一种是“无中生有”。 

　　在第一种方法中，研究人员先提取了一名女子的血液样本，分离出不含遗传信息的红细胞，再从一名男子的发丝中提取ＤＮＡ样本，并运用一种名为“ＤＮＡ全组放大（ｗｈｏｌｅ　ｇｅｎｏｍｅ　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）”的技术，将其人工增多，最后把ＤＮＡ加入那名女子的血液样本中。研究人员随后将这一“动过手脚”的血液样本送往美国一所著名司法实验室鉴定。分析结果认定，血液样本出自这名男子——法医鉴识官们都被蒙骗了。 

　　第二种方法相对第一种来说更复杂，依靠储存于执法机构数据库中的ＤＮＡ取样档案。这种档案用数字和字母描述ＤＮＡ链状结构上的１３个固定片段，足以让每个人的档案独一无二。研究人员表示，只要能获取这些档案，他们就可以伪造与其中任何一份档案匹配的ＤＮＡ样本。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储存大量ＤＮＡ样本，建立一个ＤＮＡ片段库。取得ＤＮＡ取样档案后，从片段库中选取适合的片段，连接组合，即可伪造任意一份ＤＮＡ档案所对应的样本。而ＤＮＡ鉴定无法辨识该样本到底是天然的，还是人造的。 

　　能帮坏人脱罪　也能诬陷好人 

　　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称，根据这一研究结果，包含遗传信息的血液、唾液样本和与档案资料匹配的ＤＮＡ样本均能伪造。若是不法分子掌握了这样的技术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他们既可以此逃避刑事惩罚，也可嫁祸于人。这样一来，刑事犯罪中使用ＤＮＡ信息做司法鉴定的可靠性，将面临极大挑战。 

　　塔妮娅·西蒙切利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科学顾问，她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让人不安。“在犯罪现场伪造ＤＮＡ证据，要比伪造指纹容易得多，”她说，“况且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正不断加强对这项技术（ＤＮＡ鉴定）的依赖。” 

　　也有专家认为，这种技术被犯罪分子所用的机会不大。英国鉴证科学局的专家吉尔·塔利指出：“要利用这种技术，你要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、价值上千英镑的设备，以及一名懂得一切相关技术的生物学家或者生物实验技术员。绝大多数不法分子都难以取得那些设备。”然而，如果一名有财有势的富人想将罪行转嫁于人呢？理论上，他完全有可能聘请专家来替他造假。 

　　在全球所有依靠ＤＮＡ资料库协助司法调查的国家中，美国存储的ＤＮＡ资料最多，达７００万个。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，该国利用ＤＮＡ破获的案件已超过９万桩。 

　　名人今后需防“基因狗仔队” 

　　除了在犯罪现场伪造ＤＮＡ证据，这项新发现还可能导致个人隐私受到侵犯。 

　　运用同样技术，别有用心的人可从他人丢弃的水杯或烟蒂上提取遗传信息，经过“放大”成为唾液样本，送至基因检测公司分析，样本主人的家族血统、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等个人资料均可检测出来。 

　　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基因和公共政策中心的盖尔·贾维特说，已经饱受狗仔队骚扰的名人们，今后也许还得防“基因狗仔队”。